儒家文化的 4 个可能出路
作者：吴飞（北大哲学系）
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第三、四部分，完整版可点击 此处 查看。
现代中国是否还需要儒家，以及儒家在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种种争论，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当前对于儒家的各种不同态度，都来自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可能的几种态度。
1.
面对古代资源的几种可能
甲、 全面否定
关于全面否定以儒家为主体的古代文化的做法，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不少了，这里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从现代文明必然与古代传统互为表里这一点来看，全面否定的态度当然是很成问题的。虽然在表面上，现在已经没有很多人明确谈全面否定儒家的观点，但当初使人们全面否定它的理由依然为很多人所接受。要全面否定儒家，不外乎两种可能性：第一，认为现代必然与古代相冲突，没有认识到现代与古代的互为表里。在已经过于现代的中国文化中，这种一味求新求变的态度，恐怕早已形成了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代意识变得更为浓厚了。只要这种观念依然是主流，那就很难避免对古代文化的再次全面否定。第二，或许有人意识到了现代仍然需要文化底蕴，但没有认识到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而认为仍然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资源。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进行得不彻底，是因为中国只吸取了西方的现代制度，而没有吸收西方的古典文化；必须在吸收了这些古代文化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在中国实现地道的现代文明。近些年来，一些主张通过基督教来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和现代化的学者，其基本思路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态度除了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没有信心之外，也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古与今并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韦伯命题的影响。对此，我们在下一部分会进一步谈。
乙、 伪韦伯命题
在中国一般民众乃至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上述对传统文明的全面否定依然有很大的势力，不容低估；不过，在学术思想层面，如此片面理解现代的人，已经不那么多了。但在承认现代文明中的文化意义的学人之中，我们还需要检讨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带来的问题。这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稍微多说一点的，因为从八十年代以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恐怕是罕有其匹的。
我们前面已经检讨了韦伯命题一方面的影响：既然韦伯发现，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育，那么，我们为了培养中国的现代精神，就首先应该发展基督教。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的发展，才能催动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也有人认为，必须通过基督教的引进，才能促进中国自由宪政的生成。这两股潮流，可以说都是方兴未艾。
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更复杂些，思考得更深入些，同时也有着更广泛的基础：韦伯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新教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是提示我们，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传统文明可能会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中国儒家是否可以产生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功能，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发育呢？这样的问题意识，曾刺激着海内外的中国学人去追问，儒家或其某个流派，是否曾经、正在，或将要刺激现代文明的发展呢？
这两个思路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同，但都基于对韦伯命题的这样一个理解：韦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新教的兴起，是促进现代文明发育的文化因素。但韦伯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韦伯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曾经反复申明，自己并不是试图用新教伦理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原因，而只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史，比如这段话：
“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相反，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是有择亲和的关系，而并不是因果关系。新教的提倡者根本无意以他们的宗教推动什么资本主义；只是，他们的宗教作为一种入世苦行类型的宗教，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气质，而且这种新的精神气质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有契合之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一方面，这种入世苦行的新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会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另一方面，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契合，未必就会起到正面作用。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韦伯为什么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反而哀叹，资本主义精神怎么竟然变成了禁锢人的铁笼，反过头来大大违背了宗教改革者们的初衷，甚至破坏了宗教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同样可以归入那些用古代精神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学者。与其说他在寻求现代文明的起源，不如说他在通过追溯文明起源的方式，寻找现代文明的病根并开出一副合适的药方。而韦伯竟然使那么多中国人试图追随宗教改革家，把他们不小心制造出的恶魔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样的思路怎么可能不是成问题的？
这样理解韦伯的人，都没能体会到，现代性中的的古今之争的意义，正是为了让古代传统遏制现代制度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而不是为了迎合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在今天的中国，韦伯所谈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根本就不再需要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推动，早已生根发芽，甚至蔓延得比西方还要快得多，而韦伯最后所遗憾的那些问题，也早已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应该如何催动资本主义，而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经济理性之外，形成另外一套生活价值.
丙、 儒学现代化
与上述取向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的另外一种态度是，从儒学传统中寻求现代观念的根据，试图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从而以儒学来为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提供理论依据。这和上面的伪韦伯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即已经将自由民主等观念当作了不得不接受的最高观念，但又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于是就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适应现代观念，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不仅不矛盾，而且还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接受传统文化。
伪韦伯问题和儒学现代化这两个取向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古今之争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表面上是为了保存儒家，实际上却让儒家文明全面向现代观念投降。这样做不仅会大大牺牲儒学内在的丰富性，从而使得对儒学的理解非常不地道，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古今两个维度的之间的内在张力，而使现代文明仍然是单一价值取向的文明模式，其结果和那种全盘推翻儒家的做法是一样的。既然要证明儒家和现代是没有矛盾的，那还有什么必要二者同时共存呢？全盘接受现代，不是丝毫不会丧失什么吗？
类似的态度，在西方也曾经和正在出现着。现代很多基督教通过改变自己的教义，摒弃了看上去与现代精神不符的内容，结果变得不仅完全支持各种现代观念，甚至成为激进的后现代文化力量。比如当前的很多后现代教派，就成为女性主义、种族解放、同性恋等的大力鼓吹者。但事实证明，这种完全向现代观念投降的态度，结果只能削弱传统文化本来应该具有的社会批判精神，无力反思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德国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就是因为与现代的自由精神结合得过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变得丝毫没有批判战争的反思能力。而卡尔·巴特之后，在全面批判自由神学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现代神学，则成为一股极其蓬勃的思想力量。
同样，儒学若是真应该在现代中国发挥它的作用，它不应该因为一些与现代观念不大符合的讲法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反而应该提醒人们，在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之外，是不是还有同样重要的生活价值。
丁、 儒家特殊化
与上述向现代观念投降的态度相反，近年来，另外一种态度也越来越值得我们的关注，即一种将儒家特殊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在制度上以各种祭祀仪式等文化符号来恢复礼制，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表面上看，这是在对抗越来越西化的现代中国文化，以宗教般的热情保存国故；但其实，这却是以极为现代的民族主义，对照现代民族宗教的模式，在将儒家宗教化。
民族国家和民族宗教，与现代文明的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religion一词在十六世纪以前一般是不用复数的。西塞罗把这个拉丁词解释为“反复诵读”，拉克唐修解释为“重复维系”，奥古斯丁则解释为“再度拣选”。不论哪种理解，人们都不会认为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宗教，而只会争论哪种才是真正的宗教。只是到了宗教改革之后，随着宗教派别的分裂和信仰的内在化，才出现了同时并存的不同宗教（religions），而各个教派所依托的政治实体也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国家。[3]尽管各种宗教的信徒不可能认为别的宗教和自己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因为多种宗教并存已经成为事实，因此人们只好认可，各个宗教至少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分别是其信徒追求灵魂拯救的特殊方式。这就形成了西方政教分离的基本模式。
中国传统中虽然一直有儒释道“三教”的说法，但这三教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各个教派之间的关系却极为不同。儒释道三者之间虽然在理论和信仰上都有很大差别，但彼此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更没有像新教中的不同教派那样，被当作灵魂救赎的不同方式。尤其是，除去某些专职人员外，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三者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教内教外的界限，也就是没有明确的教籍，因而并不是专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的特殊性宗教。在依靠儒家思想确立的基本政治架构之下，三教之间是相互渗透、和谐共存的关系。原则上，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三教中任何一个的思想来思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儒家，根本没有把某部分人当成自己的选民，更没有把自己当成民族性的文化形态。相反，恰恰是儒家普世性的天下关怀，成为它极为重要的特点。
而现在，一些人试图把“儒教”当成中国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文化标签，通过特定的场所、仪式、服装、节日，把它变成中国的民族宗教。这种方式，恰恰是在通过取消儒家最重要的普世性特点，来把它变成一种毫无思想特征的文化标签。于是，儒教就成为世界上各种民族宗教中的一种，就像中餐、中医、武术一样，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消费品。而我们前面看到，新教各个教派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标签，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新教教派只是为了避免没有胜利者的宗教战争，只是为了让上帝而不是人来最后判断哪个才是真正正确的宗教，才作出妥协，承认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而今，中国人却主动要给自己的儒家文明做阉割手术，把它变成一个没有多少实质内涵的文化标签。其实这种做法和前面所讲的伪韦伯命题是一致的，即主动塑造西方人本来很不情愿出现的一个现代现象，而并不考虑更深更核心的问题。这种看似保守复古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一种极为现代的意识，而且不是现代意识中很好的一方面。
2.
现代儒家文明架构的可能
澄清了上面几种倾向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正面思考儒家文明如何可能作为一种现代文明架构。当然，这样一个大问题，尚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和梳理才有可能真正清晰起来，远非我们这里可以明确的。在此，我只想从上述的古今之争的角度，谈几个应该注意的点。
甲、 普世性的儒家文明
我们在前面谈西方的文明体系时已经看到，需要区别具体的各派基督教文化和总体的基督教文明。真正在影响西方总体文明架构的，是更大意义上的基督教文明，而不是某个教派。同样，儒家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为一个特殊的儒教，在总体的基督教文明框架之下，成为某一部分人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标签。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儒家文明架构，而不是作为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的儒教文化。
历史上的儒家，从来不会将一族一国的兴衰当作自己最终的关怀，而是把“天下”作为终极的指向。没有“平天下”这一维度，儒学体系是不完整的。现代的儒家，也不应该从天下关怀退回到民族宗教的层面，放弃其普世性的文化使命。
因此，我们需要从儒家文明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类文明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理解整个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在儒家文明的总体架构下，重建现代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关怀。这样一种新的文明架构，不仅会使得中国充分实现其现代转化，而且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对现代文明的理解。
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儒家文明若是仅仅满足于在世界基督教文明中分一杯羹，那不仅会永远一蹶不振，而且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成熟的现代中华文明。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也将是世界文明中的一大遗憾。
乙、 儒家自身的文明体系
立足于这种普世性的天下眼光，就必须全方位地重新理解儒家文明体系。这要求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地简单重复古人的词句，也不能削足适履地用西方思想来切割儒家文化。一方面，需要最地道地理解儒家思想的自身脉络，而不是套用西方的思想模式来解释儒家；另一方面，又要把儒家的这套逻辑变成能够应对新问题的活的思想体系。
说要从儒家自身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并不是要放弃对现代西方的了解；恰恰相反，要真正能理解儒家自身的思想逻辑，必须对西方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在现代中国，西方思想早已渗入到生活和学问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思考中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入西化的概念，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与其不自觉地受西方观念的控制，不如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把西方思想了解透，才能知道如何摆脱西方思想的摆布，彻底回到儒家的逻辑自身。只是，在这个了解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到中国。
儒家思想是自成体系的，无论对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历史，都有一套自足的看法。说要回到儒家自身的体系，就是要全方位地摸清儒家在这些方面的逻辑。比如，我们不能在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之下来看儒家的政治历史观念，也不能带着西方的人性观来看儒家的人生境界。在全面把握了这套逻辑之后，就可以按照古人的道理，来思考古人未曾遇到的问题，也就能够对现代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和应对方式了。
在儒学的历史上，宋明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先例。理学与佛学之间，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融合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毋宁说，儒家经过佛学的刺激，通过整理儒家自身的思想逻辑，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佛学提出的新的思想问题，从而最终战胜了佛学。未来儒学与西学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
丙、 儒家文明与现代观念
我们前面谈到，儒家作为中国古代传统中的主体，不能简单地向自由、理性等现代观念投降，而应该形成对很多现代问题的制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要拒绝现代观念，有意形成与现代思想对抗的保守主义阵营。现代儒家思想，当然要把这些现代观念吸收进来，但不能把这当成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古今之争中，古代文化并不是必然与现代观念相悖的，我们只是需要强调，即使在西方，自由和理性这样的现代观念也不是最高的价值观念，而只是通向更高的文化价值的制度保障。同样，在面对现代处境的时候，儒家也不应该将适应自由理性当作最高目标，而是要在承认自由理性的前提之下，讲出更高的文化追求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必刻意对抗现代观念，儒家文明就足以产生对抗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力量。
要把儒家文明中更高的文化价值讲出来，就要求它不能刻意依附种种现代观念，围绕这些现代观念展开自己的思考。如果是那样，就必然无法讲出自身的逻辑，更无法彰显自身最高明的地方。对儒家本身的研究，仍然需要深入到古典文献之中，从它自身的逻辑中寻求最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
对于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我们来说，产生自西方的现代传统和我们自身的儒家传统都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急于把这两个传统融合成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我们还要平行地理解这两个传统各自的意义，在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出各自的精髓来之后，才能把它们都变成改变我们生活的源头活水。
丁、 儒家文明与世界历史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下儒家文明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天下关怀本来就是儒家思想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在当前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除了基督教文明之外，能有这样的普世关怀的文明体系并不多。这一点恰恰是它的一个极大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掉。
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天下关怀，而并不把自己仅仅限定为某个民族文化，正是因为我们上面所说的，它是一个自足的文化体系，对于宇宙、自然、人性、生活、政治、历史等都有一套普遍性的讲法。它这套讲法里所强调的天下责任，并不必然由某个民族来承担，其所指向的也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局部利益。
今天的世界，需要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和平共处，但同时也仍然需要更高的文化诉求，而不能完全陷入文化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国内政教问题的国际化。我们前面谈到，当今西方政治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教分离原则，本质上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这个原则并没有承认每个文化体系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而只是承认每个文化体系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于是，各个宗教的信仰者在并不认可其它宗教的文化价值的同时，暂时在政治地位上尊重彼此的权利。这样的模式存在着两方面的危险，要么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论，要么还是会酿成宗教冲突。而在国际生活中，这一原则更是越来越暴露出它的问题。
但若是从儒家文明的天下关怀出发，却有可能在维护各种文化和平共处的同时，保持更高的文化价值，就像中国传统中儒释道并存的局面那样。儒家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在古代中国，儒释道三教并不是无法共存的三个religion，而是朝向共同的文明目标的三种教化方式。虽然这样的文化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它的意义，却还是有可能用来解决未来的世界问题。
而要使儒学在现代中国和世界焕发它的生命力，就不能只把它当作修身养性的工具，也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门古典学问，更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宗教，而必须用它来诠释和重建整个世界历史，从而成为改造世界文化图景的理论原则。只有这样，儒家文明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体系，才能够成为现代世界中一套活的文明体系，并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使命。